极简知识 | 02｜宗教改革：如此特殊，又如此重要

在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上，英国人既不像德国人那样固执和认真，也不像意大利人那样浮躁和虚假，而是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实用态度，将宗教问题置于国家利益之下。长期以来，英格兰一直延续着由神职人员出任政府主要官职的制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库的薪俸开支，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神职人员听命于国王，从而将他们的政治使命置于宗教使命之上。
英国宗教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确立英国国王对于英格兰教会的至尊地位，二是剥夺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前一方面主要体现在“至尊法案”、“反对教皇权力法案”等一系列国会法规中，这些法案一劳永逸地使英国国王取代了教皇的权力，成为英国最高的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
土地所有权的转换使英国一批乡绅在经济和政治舞台迅速崛起，成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中坚力量和新兴的土地资产者。修道院土地产权的变动随后又引起了对公用土地的圈占，导致了土地问题上的骚乱，最终酿成了一场经济与社会的革命，成为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开端，并且为伊丽莎白时代的经济繁荣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创造了条件。

每家人都不能仅仅“自扫门前雪”，更需要扫的是各家共用的“那条路”。
可以说，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是内部宗教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是单纯宗教领域内的改革，没有牵涉到宗教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宗教与外部的冲突照样存在，照样激烈。
而英国的宗教改革是外部宗教改革，是宗教与国家的同步改革，宗教回应了国家，国家容纳了宗教，彼此契合，保障了宗教与社会的和谐。

英国的宗教改革表面上看是“英王亨利八世和王后凯瑟琳的离婚纠纷”，其实这背后是英国人对于罗马教廷的反感，亨利八世也意识到这种反感并借自己的手为民请命，成功的利用了人民的情绪。英国人本身就有一种孤傲心里，即英格兰是属于英格兰人的这种心理，特别是受到欧州大陆的威胁时，这种心理就更明显了。英国通过宗教改革，一个是确立英王对于英国教会的至尊地位,第二是没收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

英国的两手烂牌：
1、英国国王的力量是非常弱的，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被贵族以及市民胁迫签下了城下之盟，甚至连离个婚都不得自由，中国古代皇帝一呼百应的生活他们是求也求不来的。约翰王签下这耻辱的大宪章之后，几百年来，他的继承者竟然没有一个有办法、有力量去推翻这个大宪章，甚至为了自身皇位的稳固，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违心的拥护它。
2、英国的宗教，同样是君权神授，英国的国王受到的来自宗教方面的制约那可比中国的皇帝要打大的多了，英文基督教有上帝的地上代言人教皇在世。又由于英国孤悬海外，在天主教教廷中一直不是很受待见。中国的皇帝那是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而英国的一代雄主亨利八世，确只能奉行一夫一妻制，他的妻子没有办法生育，马上就要绝嗣了，想要离婚，教皇都不批准。这才逼着他施行了宗教改革。
但是，这两手烂牌，却被“规则意识”这一妙手一下子就变废为了宝，反而成为了奠定英国日后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基石。
期待徐老师明天对英国革命的解读。

蒋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内”还是有道理的，至于怎么“安”，则需要大智慧。

基于《大宪章》的契约精神，英国在宗教改革中，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这个财富，还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为我所用。同时，将教会的财产流动起来，在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人与财，在制度的保护下，怎么可能不会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因为英国有制度精神，所以才有《大宪章》的签订；因为不断的对《大宪章》进行确认，才进一步巩固了原有的制度精神。制度精神的土壤，为宗教改革这棵大树结出丰硕的果实，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从而帮助英国实现了政治独立、经济活跃和社会开明。

文明的反义词是野蛮，当一个国家能在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更多的选择文明，而不是野蛮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明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可能是近现代第一个文明国家。对比同时期的清帝国，为统一思想发动文字狱，大肆杀戮，纵然GDP占世界的1/3，也洗脱不了野蛮的底色。

记得上高中时候，历史教科书讲到英国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有一行注释小字至今印象深刻，“朕为首，君为躯，联合一体，既成国家”，这是亨利八世对当时他的廷臣所说的话，这与朕即国家之说，简直云泥之别。躯首之分显示了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权力关系并非绝对主义国家的那种权力关系，而是一种存在协商与制衡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良性互动，这样的决策更能考虑各种利益诉求，形成一种协商式的权力文化结构，自然对宗教的宽容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宽和的社会环境，助推英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反过来也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制度精神的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英国宗教改革为啥没流血……？玛丽女王杀了多少新教徒……

从制度在宗教改革中发挥的调和作用来看，英国人的制度意识和契约精神应该是融入其血液里的。之前读过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论》，从这位政坛猛将的个人经历和政治主张，可以对英国人的民族特性一窥究竟。伯克是一位典型的“保守的辉格党人”。他的成长经历让他一生都主张宗教宽容和精神自由；他进入政坛的经历，又让他对自己能够跻身“唯贤是举”、并不设身份血统门槛的英国统治阶层感到庆幸。因此，一方面他承续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对个人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倡议宗教宽容，强调公民法治而反对集权与专政；另一方面，他又维护秩序与等级制度，呼吁对于传统的保存与继承，与暴力革命相比他更倾向于立足传统之上的渐进改革，提倡贵族政治和强烈的宗教热忱等。

一直以为英国人保守，改个革还这么不彻底，现在看来改革是要考虑社会成本的。

保守主义有其自身价值.

感谢徐教授的精彩内容！
英国的宗教改革能较为和平地进行，似乎也和它的地理条件有关。
英国是个岛国，和欧陆有天堑相隔，让它能避开凶险的宗教战争。而对面气势汹汹的天主教大国法国，盛极一时的西班牙都难以对英国造成致命威胁。无敌舰队覆灭后，英国的宗教改革没了外患之忧，得以在较为安全的国内环境里继续扎根。
可以说，英国偏远的岛国位置，在这时是一个利好因素。

老师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两点：
1.不在听从天主教会，而是英国国教教会，听命于英国国王。
2.剥夺教会土地，归英国国王所有，后分给贵族。区别于欧洲大陆是权利解决，英国采用制度解决。

这个部分和前两天听李筠老师的西方史纲英国实施宗教改革的目的，不谋而合，也是两方面原因：
1.亨利八世想要与绝嗣的凯瑟琳王后离婚，就得和罗马教廷翻脸（控制罗马教皇的是凯瑟琳王后的侄子，西班牙国王）。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
2.好大喜功的亨利八世，打仗也缺钱啊。

所以，可以理解为英王为了政教合一，让信仰为权利服务，才不惜推行宗教改革。其次，钱是巩固政权和发展的刚需，为了巩固王权吗？
其实，让我矛盾和困惑的不仅如此，还有到底是宗教改革成就了英国，还是像老师说的那样根植在英国骨髓里面的制度精神成就了宗教改革。

宗教它不光是千千万万人的信仰，而且当时欧洲社会的运行，财产的分配，都和宗教密切相关。
第一，英国的教会不再听从罗马的教皇，而要听英国国王的。这样英国教会就从天主教会变成了国教教会 。
第二，剥夺天主教会的土地，归国王所有。这两条改革的力度相当大，但方式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亨利八世不像欧洲大陆上的国王和诸侯那样，发布一条行政命令，规定我这块土地上的臣民不信天主教了，改信新教。而是和议会一起合作，通过法律来实施改革。这就是区别：欧洲大陆是权力解决，英国是制度程序解决。所以，宗教改革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实际上大部分被制度，被程序吸收了。

在宗教改革问题上实现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妥协。

制度精神不光是尊重制度，尊重程序；它还有另一个含义，那就是制度是一种各方的契约，要求得最大公约数。

当制度精神作用于信仰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为整个国家提供了一种折衷选项，可以远离动荡和极端。

英国相对宽容的宗教改革让英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扮演了一个从未缺席的历史角色——“避难所”、“净土”，而且这种宽容竟然不是因为某个统治者的意志，而是这个国家的特殊性格，这在动乱时期给人的安全感实在太强烈，难怪吸引了大量优质人材的涌入。
当然，宽容的社会就必然会出现多个声音。例如后来前往美国的清教徒们，就是嫌英国的国教不够纯粹，想要“净化”教派失败而出走……

徐老师，你好！

这讲的课程给我带来的启发：

宗教改革是触动英国社会根本结构和利益调整的变动，而英国《大宪章》以来形成的优良制度成果和传统，为英国的宗教改革能用各方妥协的方式、去调整英国社会的根本结构和利益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

由此，可以认为，好制度环境的生成，在制度刚刚生成时必然会遭到传统习俗和利益阻挠。而通过各方妥协、符合社会最大利益公约数的制度一旦生成，该制度自身，也会在各方的妥协中朝符合大多数利益诉求的方向不断完善，从而在社会形成一股维护优良制度成果的、不可撼动的共识。

以法治为例，一旦信仰法治的精神在人们心中产生，当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法治的程序得以维护自身和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和秩序都能得到很好的维护，而整个社会也会形成一股维护法治的不可撼动的共识。

宗教对欧洲大陆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从文化、经济、制度、政治、精神上都是最领先的，而宗教改革就是一个宗教内部矛盾，但是当各个国家都参与进来就不是内部问题那么简单了，而是涉及巨大的利益问题。那么残酷的斗争就是必不可少了，因为每次财富的分划都是一次流血牺牲。英国却走出了不同之处，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却是一举多得，既分割了教会对国家的影响，又分划了社会财富，还避免了流血牺牲等一系列好处。最大的好处还是国家拥有了精神世界和平主导权，转变了以前的教会主导国家的形势！

宗教改革在欧洲大陆，是新教兴起后信仰矛盾引起了权力的争斗；但在英国这一事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即该事件在英国的本质并非信仰之争，而是将宗教事务整体纳入到“制度”的框架内（具体则体现为，又制度与权力的代表即国王，来统领国内的宗教事务），实现了用政治逻辑解决宗教问题。

我认为英国能够做到这一点，进而避免了宗教战争、摆脱了教会约束、增大了社会宽容度，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条件。第一是由于隔着英吉利海峡，欧洲大陆教会的影响力，始终难以在不列颠岛上达到与大陆相同的效果。第二则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发生之时，英国《大宪章》已经签订了几百年，用“制度”也就是“成体系的社会契约”来解决问题，虽然远没有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却也早已成为了英国社会的广泛共识。在这种主流阶层普遍认可而非少数人决定话语权的政治体系下，宗教之争以兼顾各方利益的形式得到了化解，英国便呈现出了天主教的仪式感与信教的信仰内核共存的“混搭”状态。

我觉得英国这种对制度的敬畏和对异己的宽容都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虽然才是刚刚开始学习，但似乎对英国崛起的必然性已经有所感悟。
为什么对制度的敬畏和对异己的宽容会成为英国的传统呢？推测一下：可能这两样都源自于传统上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以及对人的理性抱持的一定程度保留的态度，无论政治上还是哲学上，怀疑主义，经验主义都与此相互关联。也就是说，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观念、判断的正确性不是那么绝对的肯定，这样一来，就更依赖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同时，既然对自身的正确不那么确定，自然对异己更容易宽容。而宽容与繁荣总是紧密相连的，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似乎都足以证明。

正好和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深圳没有名牌大学，高科技产业是如何崛起的》，作者提到的观点是改革开放，和徐老师提到的宗教改革有点类似，改革开放后吸引了大量“移民”，第一批是一群无根无畏的淘金者，巨大的市场活力走出一批批优秀民营企业(万科，腾讯，华为等)，进一步持续吸引全国人才，制度的保证加速了这一虹吸过程(来了就是深圳人)，使得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为权力进行斗争是将目光投向结果，为制度而进行斗争是将目光投向过程。
当把目光投向结果时，人们往往会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事物，会如一个旁观者一样，由一个结果来寻找原因，此时往往会找到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从而回避社会潜意识中的痛苦。
当把目光投向过程时，人们会将眼睛投向事物本身，会进入到社会问题本身进行反思，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分析，从而找到社会潜意识中最需要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权力意识就是归功与归责，它不进入到社会问题本身，前提是一方力量绝对值压制另一方，所以可以对自己进行归功与对另一方进行归责，它会在表面上很快解决问题，但问题永远在循环。
制度意识需要进入社会问题本身，所谓社会问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而是一件件需要解决的事情，前提是两方力量不过于悬殊，无法以力量进行压制，所以只能追求平衡，这在表面上看会是目光短浅，因为这种目光不会追求结果的丰功伟绩，而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可是在每一次小小的前进中逐渐找到修正社会的方法，从而实现更远的目标，虽然一开始它不知道自己要实现什么，而只是一步一步走而已。

其实完全把英国宗教改革的独特性解释为制度精神还是挺难理解的，相信所有的国家在一场文化改革中都会诉诸于制度，但是能不能保卫制度又是另一回事。

我的理解是英国的新教改革是王权、新贵族与新教的合谋，新教利用王权打击天主教，王权、新贵族利用新教脱离罗马教廷，实现独立自主和财富截流，新教借助王权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那些天主教徒无力反抗，只能逃到欧洲大陆，而且王权、新贵族本身并不是纯粹的某一方的信徒，所以只要天主教徒自己不作，就避免了大的动乱，结果呈现的比较温和。

地缘因素在英国宗教改革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毕竟有英吉利海峡在，大陆的宗教势力在自己还打得一团糟的情况下，无暇跨海搞宗教复辟。

望老师指教。